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区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在全国大局中精准定位，加强规划衔接”，“注重体现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

　　“五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是上海在国家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定位要求。“十五五”期间，如何持续强化“五个中心”建设的整体效应、平台效应、放大效应和辐射效应，推动“五个中心”功能实现新提升？今刊发上海社科院专家的部分研究成果，以期为“十五五”规划纲要编制提供参考。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新型离岸贸易。作为国内离岸贸易业务发展最为集聚的城市之一，上海需要进一步推动新型离岸贸易的集聚，继续增强其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为国际贸易中心枢纽的功能深化和能级提升找到新的突破口。

新型离岸贸易发展“新”在两个方面

　　离岸贸易（Offshore trade），一般指本国或自由贸易园内的商业机构提供的货物直接由关境外的生产地付运到客户，而不经过该商业机构所在国家或自由贸易园区。“新型离岸国际贸易”，是指我国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发生的，交易所涉货物不进出我国一线关境或不纳入我国海关统计的贸易，包括但不限于离岸转手买卖、全球采购、委托境外加工、承包工程境外购买货物等。

　　全球分工进入到基于工序层面的分工后，带来生产和贸易的分离，城市层面的国际贸易影响力日益通过离岸贸易来体现。上海开展离岸贸易业务的制度创新探索较早，且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业务场景。随着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全球经贸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外资和本土跨国公司基于供应链安全性和稳定性的考量，均加大了对东盟等周边国家的生产布局，并逐步形成新的供应链体系。

　　新形势下，上海新型离岸贸易发展的“新”应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离岸贸易主体的“新”。2024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38.5亿美元，同比增长10.5%，对外投资实现平稳增长，对东盟地区投资增长较快，同比增长12.6%。我国企业加快对东盟等周边国家的投资及生产布局，将逐步形成庞大复杂的境外供应链网络体系，从而带来本土跨国公司对离岸贸易的新需求。对此，上海应发挥国内企业“走出去”的平台作用，成为国内本土企业开展离岸贸易业务的订单中心、结算中心和供应链综合服务中心，形成外资和本土跨国公司离岸贸易协同发展的网络功能。

　　二是离岸贸易模式的“新”。上海早期的离岸贸易模式，主要以离岸转手买卖业务模式为主，即境内对外贸易经营者从境外主体购买货物，随后向另一境外主体转售同一货物，但该货物始终未实际进出我国关境的交易。随着我国企业全球化布局的深入，会延伸出全球采购、委托境外加工、承包工程境外购买货物等新的离岸贸易模式，这些新模式下不仅需要开展离岸转手买卖的结算，而且可能涉及全球采购原料、境外加工和全球销售相结合等新的离岸贸易业务，上海需要进一步挖掘和拓展新型离岸贸易业务模式。

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

　　一是针对新型离岸贸易的业务模式，进一步提升外汇收支便利化。在上海已有“离岸通”和“跨境通”平台基础上，扩大国际货物运输、境外港口装卸、境外海关报关等数据范围，积极争取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支持，将其接入国家外管局信息平台，破解离岸贸易订单流、货物流和资金流分离带来的贸易真实性审核难题。对于没有纳入离岸大数据平台的订单及业务，支持商业银行基于“展业三原则”为企业提供个性化的离岸贸易收支便利化措施。

　　二是推动离岸贸易单证融资政策试点，降低离岸贸易的融资成本。目前，上海的金融机构在离岸贸易融资方面的产品相对较少，与新加坡高度便利化的离岸贸易融资环境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建议借鉴新加坡的经验，由政府牵头，与特定的商业银行联合发布支持离岸业务的融资产品，形成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离岸贸易融资环境，吸引更多的企业将离岸贸易结算业务集聚在上海。

　　三是与部分跨境经贸合作区共同试点推进离岸贸易的制度创新。目前，商务部认定的由我国企业运营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数量超过一百家。建议选择部分重点境外经贸合作区为合作载体，争取国家部委支持在上海开展基于“宏观审慎和企业分级相结合”的资金进出监管制度创新试点，在园区内的离岸贸易资金进出实行一定额度的总量控制，对于总量额度内的资金进出不实施干预，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探索一套符合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形成离岸贸易业务的资金进出便利化制度安排。

　　四是借鉴香港离岸贸易的统计经验，开展离岸贸易统计创新试点。香港是全球范围内离岸贸易统计经验最完善的经济体之一。建议借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的经验，在上海开展离岸贸易统计创新试点，选择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典型性贸易中间商企业，建立离岸贸易业务样本企业库，试点对典型样本企业的离岸贸易调查统计，为上海离岸贸易发展和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