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深圳举行“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介绍深圳如何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发布后，深圳第一时间传达、学习、部署、安排，第一时间制定了任务分工方案，逐项细化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责任制度，将《意见》落地实施列入全市重大改革调度事项，有力有序推动《意见》部署的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意见》将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放在比较突出的位置，第一条就是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这个核心目标就是为了破解科研机构、人才与企业间‘不协同、不融合’等痛点，要推动产学研深度协同、融合创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得更好。”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时表示，《意见》的亮点还体现在超大城市治理模式的升级和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的机制化创新。

　　综合改革试点杠杆作用将持续加大

　　NBD：2025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深圳综合改革试点5周年，您认为《意见》在此时出台有哪些战略考量？

　　郭万达：这个时间节点具有三重特殊意义。首先，深圳本身就肩负改革试点的重任。作为改革试验田，过去五年深圳的综合改革试点成效显著，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能级提升和对外开放水平突破，各方面都显示出综合改革试点的杠杆作用。

　　为什么称之为杠杆作用？就是通过试点，推动了深圳全方面的改革。通过改革的系统集成、重点突破，来破解一些对创新发展有阻碍的体制机制，释放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活力。

　　其次，2025年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意见》不仅是对深圳，对全国的发展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全国视角看，深圳改革经验的复制推广至关重要。过去五年，深圳的多项改革经验已向全国推广、复制。《意见》强调“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对于推动全国制度性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最后，以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节点，大湾区建设已进入第六年。《意见》首次将“拓展粤港澳合作新途径新场景新载体”纳入总体要求中，通过规则衔接促进要素流动，为香港、澳门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新支撑。

　　NBD：针对《意见》中健全科学化、精细化、法治化治理模式的相关内容，比如提升民生保障服务水平、健全土地等自然资源管理制度、深化司法领域改革和交流合作等，您认为这些改革对于深圳打造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有何重要意义？

　　郭万达：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目标是打造全球标杆城市，同时其城市定位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些目标和定位首先就要求深圳必须是开放的，具备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实现规则与国际衔接、要素自由流动，这既体现在更高水平的开放举措中，也反映在城市治理模式的改革里。

　　比如在科技教育人才领域，就要通过海外人才引进改革和外资教育机构准入等措施，推动形成国际化的创新链、教育链和人才链融合，实现开放型创新而非封闭创新；对于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数据交易等新产业新业态，深圳通过特区立法权在过往几年中开展专项立法，如促进人工智能、基因细胞产业发展等，以法治保障营商环境，因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同时，市场化作为重要方向，聚焦要素资源配置市场化。《意见》也特别提到，要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通过加大要素市场化、弱化行政控制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让企业家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这种改革就具有系统集成、重点突破的特点，要素改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相互关联、持续推进的，例如允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粤港澳大湾区企业，按照政策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就与数据要素市场、科技成果要素市场的提升改革相互影响，形成叠加效应。

　　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关键在要素和规则

　　NBD：《意见》中提到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特别是加强产学研高效协同、深度融合。在您看来，深圳目前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哪些成果，还存在哪些挑战？未来应如何进一步优化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作用的有效路径？

　　郭万达：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以及让领军企业“出题”的模式，并非现在才有。实际上，在深圳过去十几年的创新发展中，领军企业一直是创新的重要主体，而“答题”的则是新型研发机构，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以及大学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如今提出让企业“出题”，正是基于深圳过往的经验，只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改革。所以围绕科技企业的经费管理、新型研发机构的市场化薪酬以及科研项目的经理人制度等方面，都是为了实现企业“出题”、产学研深度融合并答好题的路径。

　　再如新产业新赛道的体制机制改革，深圳过往几年已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领域通过立法进行了促进和推动，现在则会更深入地推进。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特别强调其在医疗辅助领域的应用场景，以机器人手术为例，这涉及诸多问题，如法律责任、安全性等，如果在体制机制上不明确、不进行改革，可能会导致行业无法发展或混乱，甚至被“一棍子打死”。因此，必须通过监管完善、应用场景扩大以及体制机制改革来推动其发展，使其更安全健康。

　　通过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深圳在改革路径上采取的是系统集成、小步快走、重点突破并形成叠加效应的方式。这种叠加效应就是每一步改革后持续推进，多年后改革便会深入。而且改革实际上是以问题为导向，旨在取得成效、推动发展。

　　NBD：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面，《意见》提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完善便利人员流动配套机制等措施。深圳在实施这些举措时，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形成协同效应，提升整体的开放水平？

　　郭万达：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实现市场一体化，而市场一体化的核心在于规则衔接与要素流动，因为若规则无法衔接、要素不能流动，市场一体化便无从谈起。

　　这里的“规则”是广义概念，涵盖产业规则、民生规则、商事规则等各类制度集成，包括法律、监管、管理、标准等，这也正是我们常说的“制度性开放”的内涵。因此，促进粤港澳规则衔接与要素流动，是实现市场一体化的关键着力点。

　　此次粤港澳合作提出的“新途径、新场景、新载体”蕴含丰富内涵：在规则衔接与要素流动方面，研究增加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指定出入境口岸和靠泊点，实现香港、澳门游艇经深圳至珠海的跨境通行，涉及人员与资金流动的规则协调；试点允许符合条件的香港涉税专业人士在深圳特定区域登记执业，填补了税务专业领域的跨境服务空白，为港澳居民和企业在深发展提供咨询支持，这与此前推动的香港律师、会计师跨境执业形成互补；加强数字人民币试点应用场景创新，推动了金融市场联通与资金要素流动。

　　这些举措本质上都是通过具体场景推动跨境要素流动，每一项措施（如跨境直升机飞行、支持外商按规定在深圳投资举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都是一项改革清单，共同构成对粤港澳合作的系统性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