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昱

　　“企业在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可能面临着一个个等待翻越的山丘，其中第一个山丘就是信息披露。”在6月13日举办的2025 ESG与高质量发展创新论坛上，中央财经大学可持续准则研究中心主任刘轶芳发表题为《中国企业可持续信息披露政策要求与应用实践》的主旨演讲。

　　本届论坛由广东时代传媒集团主办，时代周报、时代财经、时代商业研究院和《创业圈》杂志承办，Wind ESG、中央财经大学可持续准则研究中心提供学术支持。论坛以“越过山丘方见江海”为主题，聚焦ESG领域的前沿实践与未来趋势，旨在通过专业对话与跨界交流，推动ESG理念从认知共识到实践落地深度转化。

　　目前，全球各地ESG披露未形成统一的标准体系。这种差异导致企业在跨境经营与国际ESG评级中面临标准适配难题，也突显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ESG规则体系以衔接国际实践的迫切性。

　　刘轶芳在演讲中介绍，自2022年起，我国持续完善企业ESG信息披露政策体系。基于ISSB发布的2项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一系列具有本土特色的监管要求相继出台。

　　2023年7月，国务院国资委办公厅以通知方式下发了央企ESG披露指引，其中，《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专项报告参考指标体系》从ESG三大维度，构建了包含14个一级指标、45个二级指标、132个三级指标的指标体系，为央企编制ESG报告提供了基本信披要求和规范性框架。2024年4月12日，上海、深圳、北京三大证券交易所正式发布《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明确了不同重要性议题的披露要求。

　　2024年5月27日，财政部正式发布了《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以国际准则为基础，制定体现国际准则有益经验、符合中国国情且能彰显中国特色的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同年，财政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基本准则》试行版，拉开了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建设的序幕。

　　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刘轶芳提及，《基本准则》中气候准则在对标参考ISSB国际准则的基础上，采用“兼容并蓄、以我为主”的制定思路。这也反映出，中国ESG标准在本土特色议题和强制披露范围上与国际标准保留差异化空间。

　　在她看来，政府、行业组织与企业形成“制度设计-生态赋能-实践创新”的协同闭环，这一分工体系既能强化中国ESG标准的本土特色，又能通过“软性融入”策略提升全球适配性，最终实现从标准跟随者到规则参与者的角色转变。

　　中国ESG披露准则在与国际主流标准保持框架趋同、议题兼容、原则并轨的基础上，融入乡村振兴等本土特色议题。通过一系列不断完善的披露标准，中国企业不仅能降低跨境运营成本、增强国际资本吸引力，还将通过技术外溢与治理升级加速开拓全球市场。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目前中国试行ESG标准与国际主流ESG标准（如GRI、ISSB等）在宏观框架与原则上，有哪些关键的一致性体现？

　　刘轶芳：中国ESG标准通过框架趋同、议题兼容、原则并轨实现了与国际标准的宏观一致性，但在本土特色议题（如乡村振兴）和强制披露范围上保留差异化空间。

　　财政部《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采用“治理—战略—影响、风险和机遇管理—指标与目标”四要素披露框架，这与ISSB的S1/S2准则及GRI标准的核心逻辑完全一致，结构框架表现趋同。

　　中国ESG标准全面覆盖气候、生物多样性、供应链责任等国际共识议题；同时创新纳入乡村振兴（县域供应链）、共同富裕（薪酬增长/社保覆盖）等本土特色议题，形成“国际基准线+中国超集”的双轨体系，为全球标准互认奠定结构性基础。

　　时代周报：尽管目前全球ESG标准尚未统一，不同标准间存在竞争。在此情况下，中国标准ESG如何在国际博弈中提升自身话语权，促进与国际ESG标准的有效对接？

　　刘轶芳：中国ESG标准要在国际博弈中提升话语权并实现有效对接，需从“结构性兼容”与“经验输出”两方面突破。

　　以“国际框架+国家标准”构建兼容性标准体系。中国ESG标准应该由准则体系+标准化体系为建构核心。准则体系与国际主流准则对接并保持驱动，标准化体系则技术性支撑准则体系具体内容的方法学计算与实践落地。通过搭建系统的准则标准体系，将中国技术标准与方法方案，通过ESG信息披露向国际传递输出。在国际通用标准语言的基础上，寻求双边、多年的互认互信，将中国可持续发展实践转译为中国经验，实现中国标准与方案的输出，体现国际话语权的影响力。

　　时代周报：你觉得建立一套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ESG标准体系，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将对中国企业和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刘轶芳：建立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兼容性的ESG标准体系，将成为中国企业全球竞争的“新动能”与全球经济转型的“加速器”。

　　首先，降低跨境运营合规风险与制度成本。统一的标准可帮助企业同步满足国内“双碳”目标与国际规则（如欧盟ESRS)，如，对标国际供应链责任指标的企业，更易进入全球头部企业供应商名单。其次，增强国际资本吸引力。接轨国际的ESG披露，将有效提升企业在全球资本市场的认可度。第三，还将倒逼企业高质量管理与技术创新。ESG标准特性放大绿色技术外溢效应，光伏、特高压等我国相对优势技术通过ESG转化为国际规范；同时，ESG标准要求企业完善治理架构，倒逼企业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率。

　　政府、行业组织与企业形成“制度设计-生态赋能-实践创新”协同闭环

　　2024年上市公司ESG业绩报告披露比例显著提升，Wind数据显示，年内A股上市公司披露率超过45%，说明政策对企业ESG信息披露具有显著的引导和助推作用。

　　继去年《基本准则》试行版发布后，今年4月，财政部发布《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气候（试行）（征求意见稿）》。这份文件也成为国内首个聚焦具体议题的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

　　此次《征求意见稿》的起草原则包括：以《基本准则》为基础，与国际准则趋同，坚持准则制定和实施分开，兼顾行业应用需要。文件起草说明表示，考虑到气候准则在不同行业应用存在诸多差异，已着手开展电力、钢铁、煤炭、石油、汽车等9个行业应用指南的制定工作。

　　时代周报：在推动中国标准ESG与国际标准衔接的过程中，政府、行业组织以及企业各自应承担怎样的责任？

　　刘轶芳：政府、行业组织与企业形成“制度设计-生态赋能-实践创新”的协同闭环：政府通过顶层设计与国际博弈为衔接提供合法性；行业组织以技术工具与案例库弥合标准差异；企业则以数据透明与战略创新实现国际竞争力跃迁。这一分工体系既能强化中国ESG标准的本土特色，又能通过“软性融入”策略提升全球适配性，最终实现从标准跟随者到规则共塑者的角色转变。

　　政府需主导ESG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通过制定《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的制度体系建设确立本土框架，并动态对标ISSB、ISO等国际准则实现兼容性调整。同时加强跨部门协同（如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部门），建立强制披露范围与信息互认鉴证机制，通过税收优惠、绿色基金等政策激励企业实践。在国际层面，政府应积极参与IFRS、ISO等国际准则与标准的制定，推动中国方案（如碳账户体系、污染治理等经验）融入全球框架。

　　行业组织通过搭建技术平台提升行业企业技术方法学的国际互认，推动行业披露信息及数据的可信度，探索开发适配行业中小企业的轻量化工具，降低合规门槛。此外，组织相关活动输出本土案例，推动中国特色议题转化为可复制的国际方案，并协同国际组织（如ILO、GRI）支持行业标准化体系建设工作。

　　企业需构建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可溯源的数据治理体系，主动对接ISSB等国际披露框架。特别是龙头企业参与国家、国际标准制定，推动所属行业的中国实践纳入全球规则，从标准执行者升级为共塑者。

　　时代周报：对于那些想要在国际市场提升ESG影响力的中国企业，在遵循国内ESG标准的基础上，应优先关注国际ESG标准中的哪些方面，来优化自身的ESG实践与披露？

　　刘轶芳：中国企业若想在国际市场提升ESG影响力，在遵循国内标准的同时，需紧扣国际ESG标准核心要求，从多维度优化实践与披露。

　　从准则体系上，建议遵循或参照国际认可度高，未来通用范围广的准则体系，如IFRS的ISSB准则体系、GRI准则等。区域层面，则建议有针对性关注区域的准则体系要求，如欧盟、新加坡、中国香港等。

　　从议题维度看：环境维度，遵循ISSB及TCFD框架，系统化披露气候相关物理风险、转型风险，说明董事会将气候因素融入战略决策的过程，并补充情景分析和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核算，特别是范围三排放。社会维度，企业详细披露员工性别多样性、职业安全培训时长等权益细节。治理维度，设立由非执行董事主导的独立ESG委员会，披露其职责权限、会议频率等，将ESG目标纳入高管薪酬考核体系；同时，强化反腐败制度建设，对标国际数据合规规则完善管理体系。

　　从披露机制上，采用国际通用量化指标替代模糊表述，并委托国际机构对关键数据进行鉴证；制作标准对标索引表，降低国际投资者解读成本；同步发布符合国际惯例表述的英文报告，关注生物多样性等前沿议题，提前布局数据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