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商报讯（记者丁宁）“与二级市场股票价格挂钩的对赌条款，无论在签署形式怎样规避，都应在事后认定为无效条款。”中国证券法学会研究会副会长杨东，在日前举行的“健全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研讨会”上表示，我国资本市场中，一些新型的与二级市场股价挂钩的投资对赌协议开始出现，对司法实践和证券监管带来挑战，亟需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与会专家认为，允许控股股东与投资者私下达成对赌条款，将严重架空董事会决策权，当董事会的表决沦为虚设，公司治理的根基就被掏空了。这种压力也挤压了企业的创新空间，杨东指出，实体经济企业家常陷入“不签对赌融不到资，签了对赌沦为资本奴隶”的困境，“资本与实业应是共生而非寄生关系。”

　　为了更好地加强监管规则与司法裁判的协同，与会专家建议构建一套融合“穿透式监管”与“技术赋能”的综合治理体系：探索建立协议备案系统，要求所有对赌协议必须实时录入证监会指定的监管平台，未经备案一律视为无效，从源头上杜绝私下协议的存在空间。同时，明确对任何形式的规避披露行为予以严厉禁止，并在司法层面确立“上市后补签的对赌协议无效”这一核心原则；更关键的是亟需实现监管与司法的深度协同——最高法院应尽快发布具有约束力的指导案例，统一裁判标准，证监会需要推动关键监管规则上升为更高层级的法律或司法解释。

　　专家们认为，近期的“上海金融法院首例违背公开承诺赔偿案”，认定了证券市场股东和董监高的“公开承诺”的法律效力，树立了“一旦公开承诺，必须履行”的司法判例，也契合了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与证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严格公正执法司法服务保障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文件精神，彰显了司法审判与证券期货监管的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