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这个词刚火的时候，更多指向的是一些职场现象，这本是一种年轻人的自我调侃，可是为什么在今天它却仿佛成了这个时代的共同情绪底色呢？现在不论在行业、职场、学业甚至日常生活中，“内卷”这个词几乎无处不在。
从去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到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相关举措不断落实落细，在反“内卷”上动真格。5月20日，国家发改委明确提出，将从创新驱动、行业自律等四个方面系统整治当前多个重点产业中出现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反不正当竞争法》将于今年10月15日执行。围绕“如何破内卷”，更多新讨论与新动作正在涌现。
《对话》邀请了多位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家、专家和媒体人代表分享了他们对行业与社会上内卷现象的观察，共同溯源“卷”的源头，探讨政府与企业、国家与个人如何在今天成功破“内卷”。
他们是：
高纪凡天合光能董事长
竺兆江传音控股董事长
姚洋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万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怎样算卷？卷从何而来？
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描述“内卷”式竞争如何打击行业：“光伏行业作为一个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它的技术专利、产业水平，市场占有率都在全球领先，但最后陷入了严重的‘内卷’式竞争。进步看起来都是有用的，但到最后发现，你进步的同时人家也在进步，‘卷’得越快，利润空间压缩得越大，进入亏损的速度越快，行业普遍进入了恶性循环，所有的进步都被‘内卷’消耗完了。”
传音控股董事长竺兆江推演了内卷发生的一种情况：“暂时领先的企业想建立比较优势，想尽快突破。但发现难突破的时候，会自我焦虑。企业会觉得在技术和壁垒上暂时做不到，只能用价格出清后面的选手，使它们进入下降的通道。正常的市场竞争变成了无序、恶性，甚至牺牲品质、破坏道德底线的集体沉沦。”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喆定义恶性“内卷”两大特征为“过度”与“无效”，坦言无论产业还是全社会，“卷”无处不在：“为什么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证明‘内卷’在社会的普及程度，以及大家感触的深度，都是相当有基础的。大学生‘卷’凭证，小学生‘卷’才艺。人人都觉得‘我必须卷’，而且很焦虑地‘卷’，‘卷’出来的结果到底是不是我想达到的，甚至都不清楚了。”
打破“囚徒困境” 外部保障是关键
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姚洋认同用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解释“内卷”：“个体层面上，‘卷’其实是理性的。给定这个宏观环境，不‘卷’才是吃亏的。谁都不可能单独打破这样的均衡。大家都知道这个很不好，但是你不去这么做你会更不好。”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喆提出，企业不敢打破“内卷”的“囚徒困境”，也与“外部的研发、投入、创新保护得还不够”息息相关。她强调要从规模保护走向创新保护：“产业与宏观经济和治理理念都要转型升级。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或补贴支持上，往往有规模保护过度的嫌疑，但在专利、技术、知识产权的保护上意识不足。最后看起来保护了整个的工业规模，其实牺牲了整体产业的未来。”
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以实例强调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必要性：“就像光伏产业这样一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头部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很大，天合光能每年都有60亿元左右的研发投入，专利申请也超过6500件。但是这些技术和专利都被其他跟随的企业，通过挖人或者侵权等手段拿走了。他们不要研发经费，所以能用更低的成本制造产品，甚至以10%到20%的价格来竞争。这个情况下，头部的企业为了维持住自己的市场地位，价格只好跟着下降。慢慢地，价格战就开始了。”他总结：“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说，是‘破内卷’最关键的手段之一。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一天不解决，所有创新型的企业都会受到打击。”
以创新破内卷做独特的自己
谈及企业创新，传音控股董事长竺兆江分享了传音差异化的经验：“非洲人喜欢音乐，我们就把手机的音腔设计得比较好。为了给黑肤色人群拍照，我们根据他们的特征做了很多技术研发。发现用户未被满足的需求，快速地去整合资源投入研发，满足消费者的美好愿望，构建壁垒才是王道。”他鼓励竞争中的企业：“做独特的自己，不要活在别人的评价里。我们每家企业都很自信地走出自己的路，世界就不一样了。”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喆从更加系统的角度阐释了创新的重要性：“今天我们强调企业其实是共生的，我和我的竞争对手在同一个市场，是共生的。我和上下游产业链的供应者们，也是共生的。我们可以一起做研发、搞创新，形成新的创新生态。在全球保护主义兴起的大背景下，中国已经很明白我们的未来就是创新。整个模式的改变，对每个人、每个企业都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姚洋最后提出政府在鼓励创新上的关键角色：“短期，政府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振国内需求上。长期，政府要在制度建设方面投入更多精力，比如知识产权的保护、教育体制的改革、竞争政策的改变等等，让我们的企业放下心来，松弛下来，进行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