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走过28年岁月的贵阳银行，正陷入持续的业绩失速困扰。8月25日，该行披露2025年半年度报告，这家上市城商行再次交出营收、净利“双降”的答卷。事实上，这已是自2023年中报以来，该行连续第九个报告期陷入营收、净利同步下滑的困境，更是目前已披露半年报的6家A股上市城商行中，唯一一家业绩“双降”的银行。
业绩颓势难止的同时，高管变动频繁、利息收入“依赖症”难解等问题也逐步凸显，重重挑战之下，这家城商行该如何在坚守服务实体经济初心的同时，打破“负增长”魔咒、找到新的业绩增长点，以扭转长期低迷的经营态势？
陷入业绩低迷泥潭
8月25日，贵阳银行披露2025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报告期内，该行实现营业收入65.01亿元，同比下滑12.2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74亿元，同比下降7.20%，营收与净利“双降”态势未现扭转迹象。
拉长时间线来看，这一业绩颓势已持续两年。自2023年中报开始，贵阳银行已连续9个报告期出现营收、净利“双降”。对比同期多数城商行营收净利正增长的行业表现，该行的业绩走势显得格外突出，截至北京商报记者发稿时，在目前已披露2025年半年报的6家A股上市城商行中，贵阳银行是唯一一家营收、净利双降的银行。
与自身过往成绩单相比，该行当前盈利水平已不及六年前水平。2019年上半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为67.64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53亿元。
对于今年上半年业绩下滑的原因，贵阳银行解释称，一方面是“让利实体经济”与“利率下行”的双重压力，叠加债务置换和存量资产利率调降的持续影响，利息净收入同比减少8.86亿元；另一方面是受债券市场波动影响，上半年债市整体走弱导致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减少8.53亿元。
收入结构的“单一化”短板进一步放大了业绩压力，作为营收“压舱石”的利息净收入持续承压。2022年中报显示，该行利息净收入为70.65亿元，贡献占比89%的营收；而2025年上半年，这一数据降至49.20亿元，较三年前下滑30.36%，即便如此，利息净收入仍是该行营收的核心来源，占比达到75.69%。该行坦言，受LPR持续下行、配合地方融资平台压降债务规模等因素影响，新发放贷款增速放缓、存量资产利率调降，同时信托及资管计划规模收缩，利息收入减少幅度超过利息支出压降幅度，最终导致利息净收入收缩。
非利息收入的“补位”作用同样未达预期。报告期内该行实现非利息收入15.80亿元，同比微降1.22%，尽管通过主动处置部分金融资产使投资收益同比增加7.19亿元，但受债券市场整体走弱影响，该行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减少8.53亿元。
谈及贵阳银行的业绩困境，多位业内专家从不同维度给出解读。博通咨询首席分析师王蓬博指出，该行业绩疲弱虽与利率下行、区域经济承压等外部环境相关，但相较于其他已披露半年报的上市城商行，其表现背后更多反映出自身经营策略与内部治理的深层次挑战。
“当前城商行业绩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化特征。”资深金融监管政策专家周毅钦进一步补充，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商行，依托区域经济活力、扎实的客户基础及特色业务模式，大部分保持营收和利润正增长，受房地产、城投市场波动影响也相对有限；而部分中西部、东北地区的城商行出现营收和利润负增长，通常与当地经济结构以及银行自身资产质量密切相关，贵阳银行的业绩表现正是这一区域分化趋势的典型体现。
高管层频繁变阵
业绩颓势的背后，贵阳银行高管团队也频频出现人事调整。
具体来看，2025年1月，任职首席风险官超过十年的邓勇因到龄退休正式离任，而截至半年报披露，该行仍未公布新任首席风险官人选。
6月，董事会秘书李虹檠的岗位调整引发更多市场关注。该行公告显示，李虹檠获聘担任副行长，但截至目前其副行长任职资格仍在等待监管核准；值得一提的是，这已是这位“80后”高管在一年多时间里的第二次晋升。据悉，李虹檠首次成为贵阳银行高管是在2024年1月12日，当日召开的董事会，聘任其担任董事会秘书。
此外，与李虹檠在2024年1月同期获聘的另外两名高管，任职命运则与他截然不同。其中，2024年1月被聘任为首席信息官的何欣，其任职资格历经1年半审核仍未获得监管核准；而2024年1月进入高管聘任流程的拟任副行长杨轩，因工作调动于2024年12月辞职，而直到辞职时，杨轩的副行长任职资格尚未通过监管核准，也因此未正式履职。
“高管缺位会导致公司治理结构阶段性偏弱，甚至出现治理空窗期，对发展战略制定、业务夯实与拓展都会产生消极影响。”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王红英指出，贵阳银行亟待加快完善高管团队配置，明确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数字化转型等领域的稳健发展战略，构建多元化业务模式，填补治理与战略落地的缺口。
周毅钦进一步分析，高管频繁更替导致管理层稳定性不足，不仅影响业务连续性与新老战略衔接，还会削弱市场信心，投资者、客户对银行稳定性存疑，进而冲击业务拓展与股价表现。他建议，贵阳银行需加速人才选拔流程，通过内部培养与外部引进结合的方式充实核心岗位，尤其可从国股大行选聘优秀管理人才；同时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将薪酬、晋升与业绩挂钩，增强高管责任心与稳定性。
王蓬博也认同这一观点，他强调，贵阳银行亟须建立科学的高管选聘机制和人才梯队，强化与监管部门的主动沟通，明确治理权责边界，提升董事会运作透明度，并通过市场化机制吸引专业人才。
如何打破“负增长”魔咒
作为1997年成立、2016年登陆上交所的贵州省内第一大法人金融机构，贵阳银行并非无牌可打。从数据来看，其区域市场优势仍存。截至2025年6月末，该行资产总额达7415.36亿元，较年初增长5.08%；存款总额4337.70亿元，较年初增长3.47%，其中储蓄存款余额2306.65亿元，增速达7.52%，占存款总额比例升至53.18%，存款付息率与总负债付息率同步下降，负债成本持续优化。
但如何将区域优势转化为盈利增长动力，打破“九连降”的负增长魔咒，成为该行亟待解决的问题。从行业经验与专家建议来看，锚定区域特色产业、发力综合金融、加快数字化转型，或许是其突围的关键方向。
王红英建议，贵阳银行需转向综合金融发展路径，一方面提升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如加强财富管理、投行服务、托管业务等；另一方面可探索股债联投、投贷联动等创新模式，在绿色金融、科技金融领域发力，通过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实体经济，以此培育新的盈利增长点。
针对如何依托区域特色实现突围，王红英进一步补充道，贵阳银行要紧扣实体经济转型方向：在维持传统息差业务基本盘的同时，加大对科技企业、绿色低碳企业等新经济领域的金融服务力度。“针对这类企业抵押品较少的特点，可开发适配的综合金融产品，并借助数字技术强化风控能力。”他强调，贵阳银行所处的西南地区在大数据、绿色农业等领域存在较大金融服务空间，应摆脱传统息差依赖，依托区域特色经济，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与产品多元化水平，挖掘业务增长潜力。
王蓬博则从资产负债管理与区域资源结合的角度给出建议。他表示，贵阳银行应立足区域深耕优势，依托储蓄存款占比提升带来的稳定负债基础，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压降高成本负债，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此外，在保持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要积极拓展财富管理等轻资本业务，探索与地方政府、国企合作的金融服务新模式，通过这样的方式逐步走出业绩低迷困局。”
针对业绩提振、高管履职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采访贵阳银行，截至发稿未获得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