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6月15日讯 “以前我一年去电影院看五六十部电影，现在大概是二十到三十部，我问了很多身边专业的电影人、导演，他们同样是这个比例。我们都不看，还要逼着别人看吗？”
在今日举行的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开幕论坛上，知名导演、编剧、监制黄建新的这番话，说出了电影行业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去年，中国电影市场整体票房和观影人次下降，特别是在暑期档后持续低迷。与此同时，短视频、微短剧的快速崛起，也让电影行业倍感压力。
诚然，很多头部作品都印证了“好看的电影不缺观众”这个道理。但同时，好看的电影又不仅仅意味着好故事、好内容，如何理解电影与观众的关系、系统性保障行业供给、让电影行业重拾信心，成为此次金爵电影论坛开幕论坛讨论的核心。
《哪吒2》只是个例，中国电影面临结构性问题
“我们必须客观认识到，电影作为一种娱乐产品、文化产品，现在影响力和市场需求有所下降的事实。”光线传媒（300251.SZ）董事长王长田在金爵电影论坛开幕论坛上坦言。
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票房10亿以上的超高体量影片及5-10亿的中高体量影片数量较上年减少13部；票房20亿以上影片票房占比29.5%，较去年下降了8个百分点。总体影片热度和中坚力量不足。
尽管今年春节档，在《哪吒之魔童闹海》（简称《哪吒2》）《唐探1990》等影片合力推动下，大量观众回到影院，档期票房、观影人次刷新多项影史纪录。但仅靠一部《哪吒2》或者几部爆款电影，是无法解决中国电影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王长田表示，《哪吒2》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必然产物，但它是个例。如果不能改变电影机制背后的系统性问题，中国电影行业将无法应对当前冲击，甚至可能走向衰落。
在万达电影（002739.SZ）董事长陈祉希看来，行业的系统性供给能力是一个很难的话题。“如今，中国新力量导演都有更高的追求，不甘于只拍故事片、只拍小成本的电影，大家都在追求工业标准的拉伸以及高成本投入。这意味着电影的内容制作周期变得更长，从原先可能一年能完成剧本孵化、拍摄和宣发，拉长到一年到18个月才能拍出一部电影，再到现在新力量导演需要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拿出一部电影，所以内容供给少。”
这两年，影片扎堆大档期定档后票房不好再撤档的现象越来越多，而平时新片又不敢投放，造成中小成本影片空间变小、年轻导演成长之路变得艰难。片方、影院对于“档期红利”的依赖，不仅让常态化的观影消费习惯难以形成，还容易导致竞争性碰伤，资源内耗反而伤害了市场元气。
这些市场困境，从影院收益锐减中得到直观显现。2024年影院场均收益299.2元，同比下降28.6%，较 2019年同期恢复率仅为59.4%；单影院日均收益9433元，同比下降25.6%，较 2019年同期恢复率仅为58.5%。票房不足500万的影院数量升至80%。
大麦娱乐（原阿里影业）总裁李捷认为，电影的竞争对手并不是短视频、网络视频，所有的线下娱乐时间都在抢占电影时间。电影如何能再度吸引观众，需要创作端、宣发端的变革。
解法：提高非票收入、减少影片数量、降低制作成本
在金爵电影论坛开幕论坛上，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当下电影市场到了重新出发的时刻。
如何重启？如何重拾观众和电影人的信心？
王长田表示，首先，电影的题材类型、风格、视觉效果必须重新做出定位和调整。“我们现在生产了太多观众不需要的电影，跟其他的娱乐形式相比没有竞争力，所以要减少电影的拍摄数量，提高电影的有效性、竞争力、必看性。高峰期的时候一年可能生产上千部影片，但我认为一半的规模（五六百部）就能满足市场需求。”
与此同时，王长田认为，现在的利益分配格局严重不利于电影行业抵御风险，几乎所有的风险都压在制片方身上。必须重新调整利益分配关系，让片方得到更多收益。“我们面对的是全世界最不合理、最不公平的票房分账方式，100元的票房片方只能拿到38、39块钱。去掉发行、宣发成本之后，真正的制片方、投资方和制作方能拿到的比例约33%，完全无法维持这个行业的基本投入。”
“我觉得要降低票房依赖度，也就是电影票房在整个电影公司收入的占比，美国约30%，我觉得中国降到50%是合理的。而我们现在票房依赖度在90%以上，票房达不到规模，这个电影必然亏损。”王长田表示，降低票房依赖可以通过强化IP开发运营，提高衍生品的收入比例。
从投资方的维度，李捷表示，电影行业资金依赖内部流转（电影公司用自有资金拍片，赚到钱再继续投资电影），缺乏大量外部资金进入。但因市场存在60%-70%的亏损风险，导致投资方资金和信心缩减，新的外部资金更难进入。
李捷表示，要做好电影的“性价比”。“更强调中小成本，同时要有好故事驱动，而不是依靠特效或演员来支撑一个可能没那么好的故事。”他认为，制作成本必须要下降，同时宣发也面临传统手段失效的挑战。整体来讲，必须通过大量、具体的改变，重新建立观众、投资方、制片和宣传方的信心。
